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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彩沁源 特色文艺

2018-03-09 09:13

 

 

沁源地处山区,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。特定的地理环境,形成了具有沁源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。

沁源古老的艺术形式主要有说嘴、沁州三弦书、民歌、戏剧、剪纸、书法、雕刻、绘画、诗文等。民国时期,是全县文化艺术发展较快且较繁荣的时期,特别是抗日战争中,太岳区党政军机关、各抗日文化机构、文艺团体在沁源成立,各抗日武装力量入驻沁源等促进了沁源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,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红色抗战文化。沁源秧歌、绘画、诗文在宣传抗战、服务抗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在党的“双百”(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)方针和“二为”(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)方向的指引下,沁源的文化事业发展步伐加快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文化事业也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局面。


曲  艺

沁州三弦书

起源于沁源。因沁源古称沁州,盲艺人说唱时只用三弦伴奏,故而得名。相对于宋代之后的沁州,人称隋、唐时期州治在沁源的沁州为老州,故沁州三弦书又称“老州调”。




   唐代,三弦书在沁州(今沁源)就很流行,逢年过节除闹秧歌外,就请先生(对盲艺人的尊称)说唱三弦书。宋代之后,沁州三弦书除沁源外,还流行于沁县、武乡、榆社、襄垣、安泽、古县等地。三弦书表演使用的乐器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,除三弦外,还用甩板、小镲、惊堂木等。到了清末民初,除主奏乐器三弦外,又加进了笛子、胡胡、月琴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又加进了多种乐器,使三弦书更富有音乐美,说唱人数也有所扩大。不过,说唱时仍为三弦领场,谁主说谁掌三弦。说唱,由原先的单人发展为按书中人物角色对说,高潮时集体合唱,更受听众喜欢。

沁州三弦书是在沁源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个曲艺曲种,分平调、月调两大类。从板式结构、旋律、曲韵来看,以民歌小调和沁源方言为其母体原形。它是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创造的,在旧社会的长期流传中,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愿望,但也有不少封建迷信的糟粕。自20世纪40年代,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艺人们在继承优秀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革新,先后编演了不少现代题材作品。



    三弦书的传统演出曲目有《大闹天宫》《洞宾买药》《孟姜女》《昭君出塞》《武松打虎》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增加了新的曲目,如《捉汉奸》《锻石雷》《王大娘拥军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人民军队过大江》等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《学雷锋》《过去的苦处忘不了》《儿女亲事》《及时雨》等。改革开放后有《抗日英雄李学孟》《沁源宝》《留得清白在人间》《中国梦》等。


     说  嘴

据传,说嘴于宋、明就流行于沁源,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,亦称“说口”,民间又叫“捣大”,即吹牛之意,同为曲艺术语。说嘴是一种念说的说白或韵白。说白,多为一段笑话;韵白,则是绕口令一类韵文。说嘴的语词以方言为主,有五字句、七字句、十字句等长短不等的句式。词句精炼,朗朗上口,讲究韵脚,可一韵到底,也可交替换韵。具有通俗易懂,易记易传,幽默风趣与滑稽逗笑的特征。在形式上多用双关、比喻、夸张、反义等手法。内容多为笑话和反映人们茶余饭后、田间地头久议不衰的一些话题。是老百姓自娱自乐、抒情言志、褒贬世风、表述爱憎,寓教于乐的一种民间艺术。

说嘴同歌谣一样,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,时代的一个窗口。是劳动人民的心声,反映了人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愿望和审美情趣,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,呈现了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。

说嘴接近于顺口溜、板话之类,它的语词可作唱词,也可作数来宝、快板书说,但其作用与效果,远远不及说嘴那般原汁原味。

传统的说嘴段子多为笑话与小故事之类,如《胡圪诌》《吃烟》《说头》《五等人》《碾谷》《反菜营》等。


胡圪诌

胡圪诌,胡圪诌,大年初一立了秋。

二月二,过寒节,三月初三九月九。

东西道路南北走,十字街上人咬狗。

拿起狗来打砖头,砖头咬了狗一口。

死了骡子剥马肉,羊汤锅里捞猪油。

我说这话不吹牛,名字就叫胡圪诌。


     抗日战争时期,也产生了一些反映抗战的说嘴段子,如《火烧房子》《山沟生活》《特务队真可恨》等。


二年半

日本鬼,心黑烂,占了沁源二年半。

又杀人,又放火,房子烧成塌圪圈。

椽子劈得做了饭,檩子脑到城里边。

家家门上没门扇,瓮子打成破不残。

处处黄蒿连成片,鐝子刨也刨不泛。

健牛刹地铧子绊,把牛跼成一颗蛋。

抗日军民齐动员,全县展开围困战。

困的鬼子没法办,只好滚出沁源县。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,都产生过不少段子:破除迷信的有《跳大神》《千万不要敬泥胎》《阴阳先生四大套》《送神》,反映人民生活的有《油灯碗换上电开关》《镜中花与赖皮瓜》《想当年》《山里光棍喜事多》《劝赌》《孝敬父母》等,反映改革开放新事物的有《老五自白》等。

 

说嘴艺人大多是民间歌手,他们都能说会唱,远者无法追溯,清末民初有龙占威、阴克祥、李来金、郭蔚星、柴福喜等,民国以后有杨巴小、杜四儿、张元、任磨成等,改革开放以后有任世昌、韩连恩等。

民歌民乐

沁源秧歌

沁源秧歌又叫“沁源小调”。它原是流行于晋东南沁源与沁河流域的一种民间歌舞小调。抗日战争时期,逐渐形成一个乡土风味浓郁、生气勃勃的小剧种。

沁源秧歌的曲调比较丰富,传说秧歌小调有324调,目前收集到的曲调有130多个,其中广泛流传和经常应用的曲调有40多个。

沁源秧歌属于多段曲体式民歌小调,同时兼有一些山歌的特点,有挑高调、领唱、男女对唱等形式。

曲调结构一般为四乐句格式,其中也有少数二句、三句半或更多乐句的曲调,如《小白菜》《洗衣裳》《游河湾》《混江龙》《大数九》等。沁源秧歌以《平调》《大观灯》《小观灯》《梳妆台》等曲调为基本曲调。这些曲调优美流畅、欢快活泼、娓婉动听、别具一格。由于沁源位于晋中、晋东南、晋南三个地区的交界处,受到晋中秧歌、晋南眉户、左权民歌以及外地一些民歌的影响,特别是受晋中秧歌的影响,逐渐形成了一部分带有某些外地音乐风格的秧歌曲调,如《九连环》《十劝人》《打连成》《探小姨》《当皮袄》等。这种民间歌唱的相互交流影响,丰富了沁源秧歌的音乐色彩。

沁源秧歌原先的歌词内容,主要反映被压迫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、生活、爱情、喜乐悲伤等,也有一些反映历史故事和其他内容的,如《草船借箭》《孔子哭颜回》《割洋烟》《贬官》《游北京》等。唱词大部分是多段歌词描写一个简单的小故事,如《小二姐做梦》《盼丈夫五更》《周公子回家》等。沁源秧歌在表现这些内容时,或悲或喜,或叙或感,都非常细腻、真切而动人。所以人们常常根据某些曲调来自编新词演唱。

 

沁源秧歌传统的演唱没有伴奏,过门只配打击乐。这种“干唱”适合人们走路、干活时即兴歌唱和闹秧歌时一男一女扭着唱,所以秧歌在沁源境内,几乎无人不会、无人不唱,是当地群众文艺生活中的重要项目。


沁源秧歌《花鞭情》

民国31年(1942),日军侵占了沁源,搞“山岳剿共实验区”,实行残酷的“三光政策”。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齐心抗日热情,县委和民主政府组织了宣传抗日的文艺队伍——绿茵剧团,把沁源秧歌第一次搬上了舞台。战火中诞生的绿茵剧团,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,用两块破毯作幕布,土堆场院作舞台,自制乐器,自编节目,控诉日军的凶残,激发群众的斗志,轰动了太岳边区,受到了薄一波、安子文、朱穆之等领导同志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赞扬。绿茵剧团从成立到改编为汾阳军区宣传队离开沁源,共编演了《回头看》《狗小翻身》《双满意》《难过年》《挖穷根》等许多现代戏剧,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土地改革等政治、军事斗争,同时开展了沁源秧歌的改革工作。

 

为了继承发扬当年绿茵剧团的光荣传统,发挥沁源秧歌的宣传教育作用,1959年沁源县重建绿茵剧团,以演现代戏和歌舞为宗旨,改编演出了《汾水长流》《刘四姐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三月三》《冤仇恨》等20多个现代剧目,深受群众欢迎。剧团所到之处,群众蜂拥争看。沁源秧歌在太岳、太行地区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绿茵剧团被迫解散。1978年第三次建成以后,县委作出“坚持唱沁源秧歌、坚持演现代戏”的决定。剧团的文艺工作者根据决定,积极改善发展沁源秧歌,在唱腔、伴奏、表演各方面都进行大胆尝试。改编排演了《朝阳沟》《白莲花》《喋血恋歌》等大型剧目,促进了沁源秧歌的发展,活跃了山区人民的农村文化生活。

沁源花鼓

沁源花鼓源远流长,据传有近千年的演出史,素称“花鼓秧歌”,是一种歌舞一体的表演形式。


1959年,城关公社业余剧团的花鼓,参加了晋东南音乐舞蹈会演,并代表晋东南赴并参加全省第四次音乐舞蹈会演。同年8月于省城演出并获奖。1960年,晋东南文工团根据沁源花鼓秧歌,编创了沁源花鼓。其鼓点、音乐、演唱等,都保持原汁原味,并将传统的一人打鼓,发展为四人。演出再度轰动上党文艺舞台,不少文艺团队争学沁源花鼓。1961年12月,晋东南专署文化局将文工团《沁源民歌集》(油印本)节选为演出本,铅印了单行本,以春节文艺演唱材料,发至全区各厂矿、农村,供学习和排导参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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